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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章（第2页）

“老朋友有电话。如果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，通常不是好事。”

男孩们从泥地里找回绳子，重新拉起帐篷，两个高年级男生把绳子绕在木钉上，深深敲入泥土。滚了一身泥土的学生脱掉上衣和短裤，搭在手臂上，往不远处的小溪走去，几个提着铁皮桶的低年级男孩跟在后面。

“我需要和你谈谈。”霍恩斯比说，看向小溪的方向，“关于柏林，更准确来说，关于‘麻雀’。”

第二十三章

当天在露营地的三十二个男孩里，只有一个留意到了德文老师和戴着眼镜的陌生人交谈，也仅仅是“留意到了”而已。谈了多久？不知道。那两个人一直在露营地，还是中途到别的地方去了？不记得。这件无关紧要的小事，在他年轻的脑袋里停留不到两周，就像沙滩上的脚印一样消失了。

当然没有书面记录。想留下书面记录的话，霍恩斯比就直接打电话了。如果这是一本流行间谍小说，剧情一般会这样推进：霍恩斯比专程来说明“麻雀”的近况，说服安德烈回到柏林去，解救可怜的东德男孩，安德烈先是拒绝，最终在火车启程前最后一秒跑到月台。他们接下来会卷入一到两场追车戏，击败科里亚，聚光灯悄悄往旁边偏移，照出这个狗咬狗的世界里偶尔闪亮的人性。

但这不是小说。

基于六处的过往案例推断，霍恩斯比最有可能提出的建议是：杀掉麻雀。快捷，经济，保险。莱纳·沃格尔协助勒索一位美国外交官，已经从曾经的盟友变成了威胁，而安德烈最有可能接近他，所以安德烈是执行暗杀的最佳人选，如果安德烈不想动手，那他至少可以为柏林站提供最佳行动建议。

安德烈不会喜欢这个主意的。他很可能争辩，暗杀是克格勃的专长，不应该是六处的。也许还会继续指出莱纳很可能受到了胁迫，为什么对木偶挥起铁锤，而不是操纵木偶的那双手？美国人也应该把他们那只踩进陷阱的肥兔子送回大西洋另一边，给他安排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书工作，不要再和外交沾上关系。他还会询问霍恩斯比，麦卡伦先生如何处理这件事？他离开柏林太久了，甚至不知道那个过度吸烟的美国同行两年前就已经被召回了。

这里也许有个小小的陷阱，一种并无恶意的算计，霍恩斯比特意让安德烈再看一眼他主动放弃了的“旷野”，看看能不能唤起情报官埋藏起来的本能。外勤永远是外勤，他们没法按停脑海里的齿轮，顶多只能调慢一些。人们当然可以习惯寄宿学校和英格兰西南这个一成不变的角落，可是，一旦他们回忆起“外面”，这种本来已经接受了的乏味生活会一瞬间变得无法忍受。

不管安德烈的齿轮运作情况如何，他似乎都不急着离开埃克塞特。霍恩斯比独自坐火车返回伦敦，露营像往常一样继续，这个学期余下的德语课也是。暑假来了，又过去了，男孩们晒得黝黑，垂头丧气被送回学校的时候，“朗格先生”也还在，用同样平板乏味的声音领学生们念“穆勒太太星期五出席露天音乐会”。唯一的不同是，1960年秋天前后，人们开始在酒吧见到“朗格先生”。他喝酒的时候就和在学校一样安静、疏远和礼貌，两杯威士忌，加冰，不坐吧台，独自一人占据了栅格窗旁边的四人座。不过学校附近这个酒吧从来坐不满，谁都没有意见。“朗格先生”一边喝酒一边审阅报纸，不是“看”，是“审阅”，只有这个词能恰当形容。他专心致志地消化每一页的内容，像是要掰开每一个单词，嚼五分钟再咽下去。有一晚。酒吧老板的大女儿鼓起勇气问他在报纸里找什么，德文老师笑了笑，回答“没什么，只是无聊”。

所有人都看得出酒吧老板的女儿迷恋“朗格先生”，只要德文老师走进门，她就再也留意不到别人了。安德烈假装留意不到，只在酒吧老板在场的情况下和她说话，也从不和她谈论天气以外的话题。后来得知“朗格先生”辞职离开埃克塞特，她如此失望，以至于在圣诞晚餐吃到一半的时候悄悄抽泣起来，弟妹惊异地盯着她，父母对视一眼，以一种掺杂着无奈的柔情，把剩下的半瓶白葡萄酒推给女儿，让她上楼去卧室休息。她当时才二十一岁，感觉肯定像世界末日。

安德烈没有买火车票，租车开回到布里斯托，与母亲和继父一起过了圣诞节，第二天就走了，他告诉母亲，埃克塞特的工作结束了，他可能短期内不再考虑教职，接下来打算去伦敦。再一次，安德烈既没有撒谎，也没有说实话，他的确去了伦敦，停留了短短三小时，搭上了飞往柏林的航班。

柏林没有变。一样的灰暗街道，一样的河水，就好像他离开的这四年被压缩成薄薄一片，变得比一天还短，可以忽略不计。十二月底，雨夹雪从充满敌意的铁灰色天空中飘落，满地泥泞，掺着冰粒的脏水里泡着被风吹落的圣诞装饰。在牧羊人看来，柏林已经变得无法辨认，他的情报网被后来者瓜分了，切成碎块，每人叼走一点点，没人想要的碎屑就此散失，不知道是搬家还是被捕。但安德烈不是为此而来的，他用一本伪造的奥地利护照在旅馆登记入住，把手提箱放到床上，打开，一件一件拿出衣服，摸到夹层，取出一把托卡列夫-33手枪，在客房里转了一圈，把武器藏到衣柜后面，回到床边，重新把衣服放回箱子里。接下来他挪开床头柜，小心翼翼，免得柜子在地板上刮出声音，柏林情报站的外勤已经来过了，床头柜背后用胶带粘着两个弹夹。安德烈拿走这份欢迎礼物，走进浴室，藏进通风管里。现在是下午四点半，喝咖啡太晚了，喝酒又太早了，安德烈打电话让前台送一瓶威士忌上来，坐在床边，看着布满雨水的玻璃窗。他还有四个小时要打发，然后他会下楼去，拦一辆计程车，去“金色鹈鹕”酒馆。

在埃克塞特，几乎没有人想念安德烈。一年之后的圣诞节，酒吧老板的大女儿和教世界史的威廉姆斯先生结婚了，他们没有孩子，但是养了三条气势汹汹的罗威纳犬。今天，我想，她已经不太记得多年前那个孤僻的德语教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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